今天看到的，感叹良多，想起这些年来的经历，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堪回首。

朋友开饭店，你吃饭他收钱，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朋友开文具店，买文具他收钱，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朋友开服装店，买衣服他收钱，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朋友做设计，收钱，大家会觉得“这个朋友怎么那么吝啬”

饭店打折，大家说：“这个朋友真好”
文具打折，大家说：“这个朋友真大方”
...

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即多数人比少数人更有决定的资格。当然，由于人性的弱点，多数决定并不能确保意志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即多数人也不一定总是对的，所以会有所谓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完整的提出民主会产生暴政的观念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民主的缺陷，就是多数人暴政问题，他说道：“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

怎么样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没有人完整提出完整的预防体系，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方法：

史蒂芬·金喜欢写恐怖小说，但这一部是个例外。

在成名以前出版编辑担心史蒂芬会被定型为恐怖小说家，但是当《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出版编辑甚至希望里面能带一点光怪陆离的恐怖元素，以免书不好卖。

但事实上《肖申克的救赎》是很多人最喜欢的史蒂芬小说。原因除了因为被打上文艺片烙印的电影外，你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我曾经试图描述过，逐渐为监狱体制所制约是什么样的情况。起先，你无法忍受被四面墙困住的感觉，然后你逐渐可以忍受这种生活，进而接受这种生活……接下来，当你的身心都逐渐调整适应后，你甚至开始喜欢这种生活了。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写信，什么时候可以抽烟，全都规定得好好的。如果你在洗衣房或车牌工厂工作，每个小时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上厕所，而且每个人轮流去厕所的时间都是排定的。三十五年来，我上厕所的时间是每当分针走到二十五的时候，经过三十五年后，我只有在那个时间才会想上厕所：每小时整点过后二十五分。如果我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上厕所，那么过了五分钟后，我的尿意或便意就会消失，直到下个钟头时钟的分针再度指在二十五分时，才会想上厕所。

我想安迪也在努力克服这种体制化症候群——同时，他内心也有深深的恐惧，深怕经过多年努力，一切都成空。”

“我听到有人说，你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故事，你写的是安迪的故事，你在自己的故事中，只是个小角色。但是你知道，其实并非如此，里面的字字句句，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写照。安迪代表了在我内心深处、他们永远也封锁不住的那个部分，当监狱铁门最后终于为我开启，我穿着廉价西装、带着二十块钱走出监狱大门时，会感到欢欣鼓舞的那个部分。”

“我发现自己兴奋莫名，颤抖的手几乎握不住笔。我想惟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

我希望安迪在那儿。

我希望我能成功跨越美墨边界。

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和他握握手。

我希望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一样蔚蓝。

我希望……”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上）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下）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完）

转载自B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