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开饭店，你吃饭他收钱，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朋友开文具店，买文具他收钱，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朋友开服装店，买衣服他收钱，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朋友做设计，收钱，大家会觉得“这个朋友怎么那么吝啬”

饭店打折，大家说：“这个朋友真好”
文具打折，大家说：“这个朋友真大方”
服装打折，大家说：“这个是真够朋友”
设计打折，大家会觉得“这个朋友有点小气”

饭店说：“以后来我这吃饭，全免费！”大家说：“不行！你是做生意的”
文具说：“以后来我这买文具，随便拿！”大家说：“不行！不合情理的”
服装说：“以后来我服装店，全部任穿！”大家说：“不行！哪好意思啊”
设计师：“以后有什么设计就找我帮手！”大家说：“好的，谢谢啦！”

大家看到物质，看到饭菜，看到文具，看到服装，认为这些都是要钱购买的。
但有一种行业，大家都看不到它的物质与劳动，就是设计。
当大家看到一张纸，印着一个LOGO时，便认为这只是一张有图案的纸。
其实，设计师的那张纸，就是饭菜，就是文具，就是服装，就是生存的手段。

饭店靠饭菜为生。
文具店靠文具为生。
服装店靠服装为生。
同样，设计师就是靠设计为生。

当大家吃了饭，买的东西，穿了衣服时，便大大方方的付款。
当大家让朋友做设计的时候，却只是说“很简单的，随便弄一下就行了，很快的”
我不想告诉你们，设计师们已经听了上万个朋友说同样的这句话。
现实上，设计师的这“随便弄一下”，却是更比那碟饭菜，那支笔，那件衣服，
来的更苦更累。出卖的不是那几元的成本，而是是精力，是健康，是体力，
是脑力，是消耗生命。只是设计师都躲在深夜的房间里付出，大家都看不到，
到大家看到的时候，就成了大家认为的几个色块而已。

设计师很善良，不敢跟大家说“不”，因为说了“不”，就成了吝啬的人。
设计师很善良，几秒钟的“没问题”，换来识几个昼夜的通宵生命消耗。
设计师很善良，什么都答应大家，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希望你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

怎么样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没有人完整提出完整的预防体系，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方法：

一是在多数人权威与个体公民或者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使得多数人不可能真正有能力伤害到少数人。他说：“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旨。当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责成一些官员去执行命令，但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不能每时每刻予以指导。因此，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就象一座座暗礁，不是延缓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流速，就是使命令流错了方向。”

二是通过司法权威防止民主暴政。托克维尔说：“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相对于一般不懂法律的民众而言，法官更加熟悉法律程序、法律规则，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实际上这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就像法官不能够去当足球裁判一样，因为足球的规则法官不懂，在诉讼过程中也一样，民众不可能象法官那样懂法，因此民众作为旁观者在案件审理中不一定是被蒙蔽而认识错误，而常常是由于观念的非职业性带来的对法律事务的陌生，使得他们无法对案件作出法律上正确的判断。司法的权力不能简单地以人头数来赋予，法官不是投票选出，而是通过特殊的优选程序来选出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说道：“在组织司法部门时，严格坚持这条原则是不利的。第一，因为特殊资格在成员中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主要考虑的应该是选择那种最能保证这些资格的挑选方式；第二，因为在该部门任职是终身的，所以必然很快消除对任命他们的权力的一切依赖思想。”法官通过对民主决定的事务的裁判（如法律是不是合宪）来达到防止民主暴政的目的。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设想过另外两个方式，他说：对于民主可能造成的“多数人暴政”，有两种方式可以防止这种罪恶。一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多数人意志的最高政治权威，这样，当大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了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法律，这个最高权威就可以出来否决。但麦迪逊接着说，这个最高权威一样可能支持多数人去侵害那少数人权益，而且还可能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威同时侵害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只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方式。麦迪逊推荐的是第二种方式，那就是组织一个多元的社会体，包括了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这样，就难以在某一特定社会事项上形成一个大多数，去反对一个少数派。

在德国，因为吸取法西斯时代的教训，又提出了一种方法：建立若干项高于民主程序的规范，包括不得以民族主义的借口迫害少数民族，不得侵犯他们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可是，即使德国人同意了这样的立法呼声，也立了这样的法案；但谁能保证这样的法案能被遵守呢？一个得不到当时社会力量支持的法案，废除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民主造成“多数人暴政”是有前提的，即整个社会用民主的方法确立起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制度并严格遵守它。

另外，在美国的实践中，还通过“一致裁决”制度达到防止多数人暴政的目的。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中。因为刑事诉讼牵涉到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甚至于牵涉到国家剥夺公民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要特别慎重。但是，刑事审判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 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起诉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但是因为那么多人坚持，他有可能在无罪的意见上发生动摇，于是大家在彼此的说服与妥协中形成一个中间决定。当然，也不排除无法彼此说服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这时就只能通过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判。

以上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六种办法，简单归纳起来，实际上说是法治与人权。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不是唯一的文明制度，民主、法治（包括正当的司法）、人权（包括自由）三者的结合才可产生真正文明的政治制度。这样，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制度，由于受到法治和人权的制约，能够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当然，关于法治与人权的制度设计如何才能合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成名以前出版编辑担心史蒂芬会被定型为恐怖小说家，但是当《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出版编辑甚至希望里面能带一点光怪陆离的恐怖元素，以免书不好卖。

但事实上《肖申克的救赎》是很多人最喜欢的史蒂芬小说。原因除了因为被打上文艺片烙印的电影外，你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我曾经试图描述过，逐渐为监狱体制所制约是什么样的情况。起先，你无法忍受被四面墙困住的感觉，然后你逐渐可以忍受这种生活，进而接受这种生活……接下来，当你的身心都逐渐调整适应后，你甚至开始喜欢这种生活了。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写信，什么时候可以抽烟，全都规定得好好的。如果你在洗衣房或车牌工厂工作，每个小时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上厕所，而且每个人轮流去厕所的时间都是排定的。三十五年来，我上厕所的时间是每当分针走到二十五的时候，经过三十五年后，我只有在那个时间才会想上厕所：每小时整点过后二十五分。如果我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上厕所，那么过了五分钟后，我的尿意或便意就会消失，直到下个钟头时钟的分针再度指在二十五分时，才会想上厕所。

我想安迪也在努力克服这种体制化症候群——同时，他内心也有深深的恐惧，深怕经过多年努力，一切都成空。”

“我听到有人说，你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故事，你写的是安迪的故事，你在自己的故事中，只是个小角色。但是你知道，其实并非如此，里面的字字句句，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写照。安迪代表了在我内心深处、他们永远也封锁不住的那个部分，当监狱铁门最后终于为我开启，我穿着廉价西装、带着二十块钱走出监狱大门时，会感到欢欣鼓舞的那个部分。”

“我发现自己兴奋莫名，颤抖的手几乎握不住笔。我想惟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

我希望安迪在那儿。

我希望我能成功跨越美墨边界。

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和他握握手。

我希望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一样蔚蓝。

我希望……”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下）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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